特辑四

　　“海龟”创业者方沛宇

　　“历史车轮不可倒转”

　　中关村被称作“北京的硅谷”，这里的IT产业公司鳞次栉比，“北京华科力扬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其中。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我采访了该公司总裁方沛宇先生。方先生今年41岁，曾经到日本留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在日本生活了14年后，举家回国，创办了这家公司。在中国，称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为“海归”，后来又诙谐地称之为“海龟”。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也许我还在农村种地呢。我们一家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方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艰苦的“下放”生活

　　方先生一家的苦难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他的父亲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数学教授，被打成了“右派”，“文革”开始不久的69年，就被“下放”到黑龙江农村劳动。

　　那时，方沛宇才3岁。他们生活在一个位于松花江边的贫穷农村，那里连一棵树都没有。他的两个哥哥分别在另外的一个农村和小工厂劳动。一家人分散四方。

　　三年后，方沛宇的父亲偶然被吉林省四平市四平师范学院(现在的吉林师范大学)的校长发现，并被聘为该院的教师。小沛宇也顺势移居到了四平市。当时这里还没有小学。8岁时，小沛宇上了新建的小学。4年级时，他跳级升入四平市第4中学。

　　77年，中国恢复了长期中断了的大学统一考试制度。这年方沛宇的二哥和三哥都考上了大学。第二年大哥也考试合格，当时大哥已经结婚，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方沛宇于83年，高中2年级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他是那年四平市唯一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那时的大学生与现在不同，全部是免费入学。所以，方家出了4个大学生。

　　学习也看不到未来

　　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专业是力学。学习之余，他还经常练习武术和舞蹈，并到北京周围去旅游。

　　87年，方先生大学毕业。当时由国家分配工作。他被分到大连工业大学作助教。月工资60元。这时候，他与中学同学结了婚。

　　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最让方先生痛苦的是无论怎样学习也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于是他开始认真思考着“到外国去留学”的事。并得知日本的琉球大学可以拿到奖学金。

　　90年方先生到琉球大学理学部大学院，攻读硕士课程。冲绳气候温暖宜人，喜欢大海的方先生立刻被这里的风景迷住了。

　　硕士课程结束后，他想进一步了解日本。于是92年来到东京就职于东芝的府中工厂，做系统开发工作。由于他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工作很卖力。加班多的时候，一个月的工作时间超过200个小时。在东京八王子的简易住宅里，他的长子出生了。

　　神户大地震后的转机

　　95年1月7日，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方先生在电视上看到了那悲惨的场景。于是他对耐震建筑发生了浓厚兴趣，辞掉工作，到东京大学大学院攻读建筑学博士课程。2001年取得了博士学位。

　　此间的2000年，他在东京创建了一个由日本人投资的软件开发公司。公司发展得很顺利。但是，在日本，外国人开公司有很多困难。就连租用办公室都很不容易。甚至为从中国招来的员工找宿舍也处处碰壁。

　　“干脆，加入日本籍吧！”他曾经这样想过。然而，日本法务省说：“必须全家人都加入，否则不予承认。”但是“那样的话就回不了中国了”，于是他放弃了入籍。

　　举家归国办企业

　　2003年，方先生在北京也创建了公司。最初他委派一位日本人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但是对中国员工的管理比较困难，结果他举家回国。

　　然而已经上小学三年级的长子坚决不同意，“我在日本的学校里已有很多朋友，而且也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最后，他“一半说服，一半强制”地让儿子同意了。

　　北京的公司由最初的4人发展到如今的60人。从事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的设计等项目，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

　　如今在中国，企业家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方先生说：“我也能成为共产党员，但是，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

　　虽然如此，方先生还是坚信：中国将会继续“改革开放”，更加富裕，更加强大。他说：“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了，因为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

　　特辑五

　　高明：伴随中国股市一同成长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40岁的北京海通证券有限公司交易员高明，已经和股票打了12年的交道。在伴随中国股市共同成长的岁月里，他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导，实行计划经济，股票和股市均未建立。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股份制逐步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在1984年发行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在上海一间曾经是理发店的10平方米小屋里诞生，当时，交易的股票只有两支。2个月后，世界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John·Phelan)来到这世界最小的股票交易柜台，为邓小平送他的一张面值50元的股票办理过户手续。这位第一个拥有中国股票的外国人在这里写下一句中国古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1990年底，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股市兴起。不过，股票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为了让群众投资股市，深圳市政府领导带头购买股票。

　　然而，缺乏管理经验的中国股市就像一匹野马。1992年5月，股票价格暴涨570%，人们将炒股视为发财的捷径。全国100多万人在8月间云集深圳抢购股票认购抽签表。而11月，股市突然狂泻1000多点，让许多股民在贫富间荡了一次秋千。为了遏制股市不规范带来的暴涨暴跌，中国随后成立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行政手段使股市趋于平稳发展。

　　1995年，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的高明看到股市日渐发展，打算尝试炒股，但父亲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只好偷偷将自己积攒的3万元钱投进股市。经过2年的摸索，3万元本钱滚动到12万元。满心欢喜的高明加大投资，不料，却遭遇了长达2年的“熊市”。

　　在挫折中走向理性

　　1997年至1999年，一些企业靠发布虚假企业信息上市融资，扰乱了股市秩序。高明回忆道：“那时，在股票营业厅里，望着一片绿色的跌停板，心情特别沮丧。我看见一位40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抱头痛哭，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挣的12万元，在4天内就跌到了3万，差点也哭出来。”不过，9万元的损失让高明学会了时刻保持风险意识。

　　针对这次“熊市”的教训，1999年7月，中国出台了《证券法》，使上市公司认证和股票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此后，中国股市止跌上扬。

　　随着行情的好转和稳健投资，高明每月的股票收益达到四五万元。由于个人业绩突出，某家证券公司请他向其他股民传授经验。交流中，有人问他，如何成为股市赢家？高明回答：“以平和的心态顺势而动，能够不败就是赢家。”高明的话代表了老股民的共识。经过与中国股市共同成长十余年的洗礼，曾经冲动的投机、盲目的跟风和不计风险的投入等不正常现象有所减少，中国股民逐渐走向理性。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WTO，国外的投资之道给中国人的储蓄传统带来了理财观念上的冲击。特别是股票收益高于存款利率的现实，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炒股的行列。由此，也带动了以代理投资业务为主的基金公司的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基金行业规模为562亿元，5年后就达到了5000亿元。

　　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35岁的高明离开医院，改行作证券交易员。父亲对此大为不满：放弃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福利，从事高风险的职业，简直是自毁前程。但是，热衷于股市的高明态度坚决。他说：“在股市中拼搏让我感到自身的价值。我不希望老了以后，因此刻的退缩而后悔。”

　　在磨练中走向成熟

　　高明的新工作是为一些公司和个人代理经营股票。上任之初，高明踌躇满志，迎接他的却是中国股市新一轮的动荡。

　　从2002年6月开始，中国经济界围绕上市公司如何减少国有股比例的问题展开讨论。以强调国情为主的稳健派和以借鉴国外经验为主的激进派激烈的辩论，使股市行情在随后的近4年里变成上窜下跳的“猴市”。这种局面让股民的心情就像坐上过山车。

　　当时，高明掌管着几百万元的客户资金，每天盯着股市的涨跌，紧张地买卖股票。他说：“股价波动剧烈时，去趟洗手间也许会亏掉十几万，午餐回来又可能赚了几十万。”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1%的经营失误就得引咎辞职，高明对如此忙碌、刺激的工作却乐此不疲。

　　2006年，在中国政府实行进一步规范股票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吸引更多居民储蓄流向融资市场的金融政策下，中国股市走出了徘徊反复的低谷。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指数从年初的1163点上升到年末的2675点，股民增加到近8000万人，超过了美国7600万的股民人数。“这一年，我办理的交易量就有几十亿元。”高明自豪地说。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加大开放程度。8月，中国大陆居民被允许通过天津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直接投资香港股市，初步形成个人投资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目前，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NASDAQ)上市的中国公司达到47家。该市场副主席迈克尔·奥克斯利(Michael·Oxley)表示，中国极可能成为纳斯达克最大的国外市场。这些引领着中国股市继续一路飘红。2007年10月，中国股市总市值达到6.73万亿美元，排行全球第二，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

　　高明看着电脑屏幕上五颜六色、涨势良好的股价曲线，开心地说：“现在行情这么好，有时候，我一天的交易额就相当于一个奔驰车队。想像着它们在我的操控下开进开出，那种感觉真爽！”由于股价上涨和收入增加，超过1.3亿的大陆居民选择了投资股票和基金等理财方式。此时，高明的父亲也将自己的积蓄交给了儿子去打理。

　　就在股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2007年初冬，中国股市遭遇“寒流”。上海证券交易所10月份创下的6000点指数新纪录，在一个月间跌到5000点以下。有人提出，中国股市开始出现泡沫破裂的危机，但多数股民相信，在2008年奥运会前，股票指数还会冲上新高。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次震荡是证券市场对投资过热的调整，中国股市将保持“牛市”，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对于中国股市，温家宝总理曾说，我们要用十多年的时间走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总的看来，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才刚刚开始。高明也相信，自己选择的股票之路，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就在前方。

　　特辑六

　　陈平原：恢复高考带来命运变化

　　陈平原教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现带着4个年级的8位中外博士生。当我们如约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和同是中文系教授的夫人夏晓虹，正在指导博士生准备论文开题报告，如日本学生的“梁启超与日本文化”，台湾学生的“抗战期间北平台湾文化人的活动”，香港学生的“近代中国的粤语书写”。

　　一生而历两世

　　谈起自己的故事，陈教授说，一生而历两世，既有苦涩的青少年，更是改革开放的幸运者。

　　“文革”期间，陈平原在广东汕头农业学校任教的父母皆受批判，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陈平原初中毕业便面临两条路：或去海南插队，或回家乡劳动。

　　陈平原老家潮州人多田少，百姓有走南洋谋生的传统，主人出门，宗族依俗保留其祖屋--万一在外落难，回乡方有落脚之地。于是，奶奶带着陈平原三兄弟回到乡下老家。

　　陈平原至今记得第一次出工的情景：村民扛着锄头，挑着肥料，翻山到三四公里外的田里耕作。15岁的陈平原得到生产队长的照顾，要他只给人家扛锄头就行了。谁知他扛着两把锄头走了三公里便几乎累倒了。

　　受家庭熏陶，陈平原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每日干活回来便埋头书本，陶醉在中外文学名著里。回乡不到一年，乡亲们便让他到村里的小学当语文教师。

　　改变命运的大学招生考试

　　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不久便提出恢复高考招生，并破例在当年12月举行全国招生考试。消息传来，百姓奔走相告，那些在农村劳动的知青们，更是欢欣鼓舞。

　　陈平原听到消息立刻报了名，考试很顺利。谁知考试后的体检，却虚惊一场：他原本身体瘦小，体检那天又没吃早饭，体重只有99斤。当他听说男生体重标准是100斤时，又怕又悔：早知如此，应吃两个红薯才来体检。只差一斤，这让陈平原全家寝食不安。好在他报考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并非严格要求体力的工科专业，并无大碍的。

　　陈平原入学后听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陆续广播、刊登了他的高考作文。

　　苦读创新，造就人才

　　陈平原他们这些赶上新时代列车的幸运者，为弥补“文革”造成的文化知识缺失，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从中国古典名著到西方文学经典，以及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等等，无不贪婪地“进补”。

　　陈平原至今仍记得当年的大学生活片断：半夜里在书店门前排长队，等着买《安娜·卡列尼娜》；星期天在闹市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据说，1977、1978届大学生苦读的故事，已被后来的大学生传为“神话”。

　　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又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的王瑶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三年后，他成为北大第一届文学博士。在这期间，他和钱理群、黄子平一道，解放思想，用新理念、新方法，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为读书界和学人所瞩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78年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为85.6万人，到2006年已扩为2300万人，其中研究生超过100万人。

　　不过，作为博士生导师，陈平原对今日大学扩招和研究生教育，也有看法。如今，很多大学都从本科教育转为研究生教育为主。这固然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但也与社会的学历崇拜、人才高消费有关。用人单位不但要高学历，还要查本科、硕士、博士“三代”，看是否出自北大、清华等名校。

　　“学历崇拜带来研究生教育的泛滥，还间接造成学术水平下降。”陈平原说。近年，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越来越规范了。对此，陈平原认为，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强调过头，制度僵化，又会压抑特殊人才的学术创新精神。

　　大事记：

　　Δ1999年，大学招生157万人，比前一年多招50万人。此后大学年年扩招，2006年，2273所高校招生500多万人。

　　Δ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大学免收学费。1989年开始象征性收学费。此后学费逐渐提高，目前北京市大学学费为4200--6000元/年。

　　Δ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毕业生由国家分配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高校开始陆续实施自主择业政策。于是就业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