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一：改革带来腐败泛滥？

　　不少人赞同，腐败是经济改革的代价之一。据美国麻省Endicott College博士陆嘉符研究，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成为新一轮腐败滋生的契机。他举例说，1984年中国开始逐步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双轨制导致寻租范围的泛滥。经济特区的发展在使用国有资源方面成为另一个腐败的重要源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景鹏则认为，把今天腐败的根源归结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种看法不但不正确，而且很肤浅。中国30年前实行的全能主义政治和计划经济，为今天的腐败埋下根源。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掌握了对各种社会资源支配的巨大权力，而这些权力又缺乏监督，这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

　　腐败的“润滑剂理论”在中国有一定市场，即认为腐败是一种润滑剂，能够润滑经济交易过程当中的行为。中央党校政法部林喆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美国华人朋友对我说的一个理论就是腐败有理，他是商人，他说我在你们中国做生意，只能通过腐败的方式降低我的交易成本。”

　　林喆指出：“就某一次个别行为来讲可能会降低你的交易成本，但腐败对于修复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来讲，它的成本是最高的。”

　　争论二：腐败，是感冒还是癌症？

　　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有学者提出对当前腐败有必要作出一个类似医学标准的诊断，以便对症下药。

　　“是一般的疾病还是癌症？若是癌症，还有前、中、后期之分。”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说。

　　一些反腐研究者认为，将腐败形容为癌症过于悲观。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级纪检员郭松江就认为，腐败是一种流行病，就像感冒一样，古今中外都存在。对于流行的感冒不重视不行，因为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流行，甚至会致命。但是，根治腐败非常难，就像无法消除感冒病毒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步云认为，腐败不仅仅是感冒，但也未到癌症的程度。他说，20年以前中央领导就一再讲，腐败涉及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面对中国严重的腐败，人们深恶痛绝，往往容易产生悲观的情绪，觉得这个社会不可救药”，李景鹏说，人类社会任何一次进步都会带来某一方面的倒退。因此，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应该沿着人类进步的路径，用人类进步的观念反腐败。如果用开倒车的办法反腐败是没有前途的。

　　争论三：政改是反腐最好策略？

　　反腐败到底能不能找到根本出路？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倪星分析认为，从各国的实践，包括中国实践来看，比较常用的策略有三种。第一种是思想教育；第二种是社会运动，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三种就是制度建设。从成本收益的分析角度，最佳的反腐败战略当然是制度建设。

　　但反腐败面临现实困境：案例研究发现，如果真正严格执法的话，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有可能就瘫痪掉了；反之，民间又怨声载道，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腐败是选择性反腐败，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反腐败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倪星主张对腐败进行解套，比如说引入诸如大赦的机制，从某年某月之前，我们都是认为必须付出的代价，给予赦免，否则带着这个包袱，我们没办法继续前进。解套之后，重新构建一个制度能使它正常运转。

　　更多的学者将反腐冀望于公民社会的力量：舆论监督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这些被看作是反腐中应当承担重责的三种力量。

　　李景鹏则言，要想彻底地遏制腐败，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只有通过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地消除导致腐败的那些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