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得金牌总数第一。这两天舆论的重点，自然而然落在了“奖牌与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乃至体育精神的关系”问题上。

　　如果根据奖牌榜来评“世界体育强国”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澳大利亚。这个仅有2100万人口的国家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数名列第六，总奖牌数更是跻身前五。紧随其后的应该是荷兰和英国——荷兰人口不足1900万，金牌总数位列第十；而英国人口也仅仅6000万多一点点，它在北京赢得了19块金牌，高居第四。

　　我这么说，并不是单纯地依据所谓的“人均奖牌榜”。按理说只有不到300万人口的牙买加这次夺得了6枚金牌和11枚奖牌的惊人成绩，应当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体育强国”。然而，与牙买加的短跑一枝独秀相比，上述三国的奖牌分散在许多项目上。尤其是澳大利亚，它在田径和游泳这两个所谓“运动之母”项目上的优异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时下有很多论者批评中国以前的“金牌至上”，认为它违背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宗旨，这是社会观念的巨大进步。但我认为，所谓“奥林匹克体育精神”与“发展体育运动的宗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奥林匹克精神”是对“更高、更快、更强”的永不放弃的追求；而金牌和奖牌自然就是这种精神的物化呈现。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应不应该看重金牌”，而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争取金牌”。

　　我曾在素有“福利国家典范”之称的瑞典生活学习过几个月，那里公众体育设施的众多及完备让我感触至深。在人口只有80万的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区，就有好几处超大型的公共体育场，一到下午放学，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在那里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这些场馆不仅对市民免费开放，还有提供免费指导的教练及工作人员。每逢周末，这些体育场馆更是人山人海，成为整个城市的活动中心。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乡间公路旁散落着很多大小不一的高尔夫球场和练习场，在那里看到最多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企业家精英们腆着啤酒肚的身影，而是活泼可爱的小孩子。瑞典普通人家院子里最寻常的装备，除了一到两辆汽车之外，就是一艘帆船和三四具雪橇，可能还有篮球架和秋千。

　　如果说欧洲的瑞典是一个富裕的体育巨人的话，那么亚洲的新加坡算得上是一个竞技体育的矮子。但在新加坡，公共的体育设施也相对完备。据我所知，灯光球场平均几千名居民就有一个，而且收费低廉。而在上海，我想去离家很近的游泳馆健身，不得不交数千元年费。

　　瑞典与新加坡政府投入在体育事业上的人均经费并不比我们少，根本差异在于，我们把有限的经费绝大多数投给了竞技运动队，而它们把钱花在不能直接产出金牌的公共体育设施上。

　　我们当然应该看重金牌。一个以竞技体育为事业的运动员，当然也应该视金牌为人生的最大奋斗目标。要求一个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把成绩放在一边，心里只想着“体育精神”不切实际；要求观众不为奖牌激动，而专为赛场上的“精神”感动也同样十分可笑。

　　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之间，应该是一种“引领”与“基础”的辩证关系。举办奥运会是为了推动全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而发展体育运动是为了提高全世界人民的身体素质。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全民体育运动基础雄厚，这个国家必然会在奥运会上取得良好成绩。我之所以看重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等国的奖牌“成色”，是因为它们以最恰当的方式赢得了奥运奖牌，这些奖牌是对其发展全民体育运动的褒赏。

　　其实，奖牌与体育的关系，同考试与教育的关系或GDP与经济的关系如出一辙。之所以要有考试和GDP统计，无非是为了用一种“标准化”方式，反映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但是，“标准”往往被“异化”，因为“标准”总是与名誉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唯分数论”和“唯GDP论”，进而出现“应试教育”和“破坏性发展”的怪胎。

　　当中国的GDP还很低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想到去遵循“科学发展观”。那么，中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已经取得金牌总数第一，是不是可以成为由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转化的契机？(陈季冰)